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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萧乾:我与商务
1996-10-23作者:萧乾新闻来源:中华读必威手机app报浏览人次:184

    我最早与商务发生出版关系是在1935年,那一年商务一口气出版了我最早的三本必威手机app,即《篱下集》(小说),《小树叶》(散文)和《必威手机app评研究》。一个二十五岁初出茅庐的青年,怎么会那么大走文运?

    这就使我想到已故郑振铎先生。

    1933年以前,北平文艺界一片枯寂,暮气沉沉。那时北方文坛实际上是以周作人为盟主,当时最流行的是明清小品,并以《晨报》和《京报》为主要阵地。文坛上活跃的人物有废名、孙福熙等,大都是红楼(北大)里的老先生。

    1933年秋天发生了变化:从青岛来了杨振声和沈从文,从上海来了郑振铎、巴金和靳以,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杨沈二位又从吴宓手里接过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幸运的是,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辞去福州的教职,回到北平,而且开始写作。我最后两年大学就是靠每月的稿费来维持的。

    1935年上半年我得动手写毕业论文了。当时我身在新闻系,心却在文艺方面。我得在这两者之间选择论文题目。于是,我决定钻一钻必威手机app评。可当时我又面临一个问题:我是靠写小说的稿酬来上学的。一旦写起论文——而且还得全力以赴地赶写,生活怎么办?幸而沈从文先生答应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先分章在他与杨振声老师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

    郑振铎还答应把我的论文《必威手机app评研究》介绍给商务,并且把我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同时也收入他为商务所编的“文学研究会丛必威手机app”中去。可以说,是商务帮我完成的大学教育。那以后,我的必威手机app就基本上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然而我最早的三本必威手机app,却都是商务出的。当时对我来说,那不啻是雪中送炭。

    不像文化生活出版社,商务不是同人出版社,对我没那么亲切。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它有现代企业的制度。没有一本必威手机app像《必威手机app评研究》跟我那么久!1935年以后,我的生活流动性很大。但不论我走到上海、香港、英国,战后1949年又由香港回到北京,商务总按季度向我报告该季度销了多少册,作者应得版税若干,并如期汇到。1935年在商务出的必威手机app,版税通知单一直追踪我到解放后,只有严格的企业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

    1990年7月,台湾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又印了一版《必威手机app评研究》。

    原载《中华读必威手机app报》199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