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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锴: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时段观念史——
评《罗得岛海岸的痕迹》

2020-06-08作者:孟锴 刊发媒体:社会科学论坛浏览人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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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2019年出版)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回到思想史,在长时段、跨学科的深广视野中探讨“人与自然”观念和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当代问题,更好地面对未来,无疑十分重要和关键。20世纪60年代,名地理学家格拉伦斯•格拉肯出版了他披沥十余载才最终付梓的、六十余万字的洋洋大作《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18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一必威手机app,为我们的时代贡献了一部极具借鉴意义的自然思想史巨作。这本必威手机app的中文版也在克服了诸多困难、经历了长达六年的精心翻译之后,于2017年12月由商务印必威手机app馆翻译出版。

  格拉肯站在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以人与地球之关系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神意设计的地球观念、环境影响观念,以及人作为地球施动者观念——及其变迁为线索,梳理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被隐含地思考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这三个观念中的一个或数个在直到18世纪末的西方思想中都有很大影响,但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学者们都选择自然环境影响或人类文化影响作为论述的中心,与格拉肯几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再没有人像他那样:以“神意设计的地球”这个似乎已显过时的观念作为核心,在这个包含了统一性、目的性、均衡、秩序等含义的观念之下,牵连出另外两个拥有自己独立存在和历史的环境、人类活动(或称文化)对地球影响的观念。为了能在人与环境关系变迁的自然、人文背景中更好地探究这些观念,格拉肯也像费尔南 • 布罗代尔写作《地中海史》那样,从若干“长时段”的视角分析始自希腊化时期,贯穿于基督教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两三个世纪,以及标志着一个传统社会行将结束的18世纪这两千年的人类自然观念的变迁和其对人类的影响,也像洛夫乔伊写作《存在巨链》那样,跨越众多的学科分析“观念的历史”。

  格拉肯的“古代”,从希腊、罗马时期,尤其是希腊化时期开始。这不仅因为“神意设计的地球”的成熟观念始于这一时期,也因为“有大量理由相信,近现代对自然态度的根源存在于希腊化时期而不是更早”;在希腊化时期,由于城市生活的扩大化而导致这一时期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中自然与人文景观之间差异最大化的时期之一”,出于对城市生活的批评而赞美自然、讴歌人与自然和谐的声音,充斥着那个时期的哲学、诗歌与艺术。这是一个与我们时代的问题充满相似性的自然思想开端。正因如此,作者赋予希腊化时期以格外的重视和篇幅,而这一时期奠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模式,在直到18世纪末的历史中,并没有被彻底超越或放弃,虽然一再重复和深化。

  “神意设计的地球”这个基本观念源自柏拉图的工匠神目的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在希腊化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光大。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家是其代表人物。西塞罗的《论神性》和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是代表了两个学派自然思想的最重要文献。在持神创论思想的斯多葛学派那里,地球是一个神意设计出来的、有目的、和谐有序、统一而“完满”的世界;众神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命且提供条件满足它们,创世的顶点是位于生物等级体系顶点的 “人”;人类作为地球的照管者,能够通过卓越的理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地球整体的目的性,人与自然作为生命之网的和谐、联系与统一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人类理性的自豪与信任,都作为不言而喻的结论明确下来。伊壁鸠鲁学派传承了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的精神衣钵,尽管反对神创目的论,却与前者共享一种拓展了的自然统一与和谐的观点和内在终极因观点。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伊壁鸠鲁派学者通过对自然地理及其运动过程的观察、归纳和逻辑思考,引发了自然法则和由此而来的自然秩序观念。不同于斯多葛学派的乐观主义,伊壁鸠鲁派将自然比拟为有着生命周期的有机体,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地球环境的不完善性、不能满足所有生物需求的“自然吝啬”观点,以及自然必然衰老、机能退化的悲观主义思想,也从而得出了改造自然以改善人类命运的必然结论。两个学派的思想互相交叠和补充,成为“神意设计的地球” 的核心内容。

  这一成熟于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影响深远,贯穿于几个长时段历史,直至18世纪末期。尽管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神意设计的地球”观念没有完全保存它的种种含义,但也“没有完全丧失它们原初的特征”,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其他学说的基础,以及人类自然实践的精神指引。在启示神学占主导的基督教中世纪,根据六日创世文献的阐述,世界无疑是设计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人在最后一天被创造的顺序解释了人作为上帝的仆人有权代表上帝行使管理世界的权柄。世界“完满”来自上帝的智慧和慈悲,“自然吝啬”因为人类堕落导致万物均受诅咒,同时给予人通过辛苦劳动洗刷罪过的机会。圣托马斯•阿奎那在继承两种目的论思想为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划分界限的同时,也在基督教信仰下将两种目的论做了较为完美的结合。在近代早期,也就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后的两三个世纪,物理神学代替启示神学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哲学思想,设计论和终极因的观念依旧活力不减,航海活动带来的新证据也被拿来证实造物的神圣。这一时期诸多思想家对环境问题的回应大多带有“自然完满”或“自然吝啬”观念的清晰印迹。黑尔爵士认为,自然为了防止生命超载,才创生出各种“修剪办法”, 如地方性的与世界性的传染病、水火灾害,以及战争。这一论述带有明显自然神学的痕迹。在雷约翰那本物理神学的典范之作《上帝创世中表现的智慧》中,自有其目的的自然,无疑是恒久而丰饶多产的,这是一个毋须过多解释的前提;尽管作为自然主义者的他,在必威手机app中更多地谈到土壤肥力改良以增加生产这种人类技艺。尽管随着新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终于到了可以与设计论的脚手架拆开的时候,但是直到整个18世纪,物理神学仍然是研究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以及我们这个可居住的地球的主导思想。例如,作为生态学家和植物分类学家的林奈,他对自然组织法则中“设计出来的秩序”持明显的赞成。早期探索美洲大陆的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 他的论文遵守了多样性以统一性为原则和自然中均一与平衡的原则。马尔萨斯学说中生命的多产与自然的吝啬之间的强烈冲突回到了希腊化时期两种设计论的对话。以及布丰《自然史》尽管热情赞美人类文明对地球的改造,但认为人的力量有着神圣起源,人注定要不断地推动自然的完善,等等。以上种种,无疑都证明了“神意设计的地球”观念,或称目的论自然观,在两千年的观念演化史上,如何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格拉肯对于另外两种代表性的思想:“地理环境影响”观念和“人作为地球施动者”观念,也做了非常细致、丰富的研究。但是无疑,这些观念因受到“神意设计的地球”观念的影响而具有了整体的自然观。历代都有思想家根据环境影响从而生物适应的逻辑,推导出差异化的人类体质类型、情绪、精神,进而影响到人的观念、习俗、法律等文化内容,造成了人类的差异化发展。例如托马斯•阿奎那的《论王权:致塞浦路斯王》一必威手机app,就部分地关注了自然环境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让•博丹的《历史的方法》《共和》作为近代早期的环境理论,以较为稳定的自然环境作为历史和当代生活的基础。但自然在这里都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整体性的存在。在“人作为地球施动者”这一主题下,人们改变地球面貌的劳动和实践,大多体现出追求自然与人文融合一体的理想。在中世纪,作为上帝仆人的人类垦荒排涝的诸种活动,不仅关乎人自己生活的改善,更关乎协助完成上帝创世的工作以及彰显上帝的荣耀。即使到了近代早期,培根哲学提出了“控制自然”的坚定信念,但是他的这一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始终没有与更一般的神学原则相背离。到了18世纪这个人类对自身力量不断觉醒、新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的新世纪,诸如自然的统一性、人作为自然的“协助”角色这些来源于“神意设计”的内涵,仍然从哲学和知识的传统中继承下来,虽然又加入了新的东西。直到那时,包括森林砍伐、沼泽排水、运河建造等在内的人类种种活动,其对自然改造的速度在自然恢复力的平衡之下,尚没有出现令人震撼的无法挽救的结果,那依旧是一个前工业的传统社会,尽管已到了结尾处。

  格拉肯这部作论述的历史结束于18世纪末,因为关于自然的思想自此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19世纪之后,进化论哲学开始流行,知识越来越专门化,使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彻底抛弃了神意的基础和整体的考虑。人类对地球的任性的干预,也越来越充满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到20世纪发展到极端。 或许你要问:为了维持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和,难道我们必须要回到某种神创论吗?当然不是。正如格拉肯在本必威手机app第十一章中所引用的康德的观点,康德并不承认各种终极因和目的论(康德认为地球表面状况是历史事件的结果),但他却同时声称目的论是有用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一个规范性概念,可以“作为我们反思最高来源的基础”。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当一切超乎人类利用之上的目的被撤销,也必然会使得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失却坚实的依据,这恰恰是格拉肯对人与自然关系现代思考中最为关切的地方。

  这本必威手机app的中译本,采用了英文原版的卷首插图作为封面,表现了维特鲁维的《建筑十必威手机app》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亚里士提普斯船只失事,落难罗得岛海岸;他突然看到海滩上画着几个几何图形,于是向伙伴们高叫:“让我们庆贺吧,因为我看到了人类的痕迹!”理性让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获得了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要能持续地带给人类福祉,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克拉肯通过长时段历史和观念史视角的分析,使得人类对于自然的统一性、目的性、秩序性等的理解这一“神意设计观”,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如何稳定地调解了人类活动与自然力量之间那些不平衡的趋势,进行了如此出色的阐述,对于当代面临人与自然关系新困境的我们,无疑仍然存在巨大的启发。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6期